■“第一次分配”以市场为主导，“第二次分配”以政府为主导，“第三次分配”则是个人出于自愿，通过合法途径把个人和企业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，靠道德驱动
■“三次分配”为我国推动慈善公益、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道路指明了方向，将缩小地区差距、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，让每个人公平享有发展机会
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长宁区代表处的会长陈建兴至今还记得2020年的春节，代表处的工作人员还没过完年就纷纷回来上班，“凡人善举”捐助窗口每天被“踏破门槛”，来自全上海的爱心在那个寒冬里汇聚。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，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，有一群人默默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，他们是慈善志愿者。
9月5日是第六个“中华慈善日”，一年一度的上海慈善论坛如期而至。今年的论坛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进行，其中两个线下会场分别设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和上海研究院。论坛以“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慈善组织的实践与思考”为主题，回顾过去一年慈善志愿者们走过的不平凡的路。
“第三次分配”释放何种信号？
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，构建初次分配、再分配、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。这一提法成为论坛讨论焦点。
“所谓‘第三次分配’是相对于‘第一次分配’和‘第二次分配’而言的。”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—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院长李培林说，“第一次分配”以市场为主导，“第二次分配”以政府为主导，“第三次分配”则是个人出于自愿，通过合法途径把个人和企业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，靠道德驱动。
“三次分配”为我国推动慈善公益、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道路指明了方向，将缩小地区差距、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，让每个人公平享有发展机会。“我国慈善公益事业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，我们要贯彻中央这次会议精神，把它作为我国公益慈善事业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。”
李培林指出，现阶段我国实现“第三次分配”应在几个方面着力。首先，公益捐赠过程中的税收优惠制度还有调整空间；其次，“第三次分配”的发生和激励机制需要深入研究，加强政府财政扶持，调动捐赠人的积极性；此外，还应健全对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的评估监督机制，强化信息公开透明，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。
“一个‘善经济时代’即将到来。”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提出，在“善经济时代”，全社会都需要公益慈善规划，将慈善教育纳入个人的家庭家风建设以及学校的课程和社会实践；还要广泛建立有影响力的公益慈善项目，实现更多“使命型就业”，解决养老、儿童与残疾人服务等多项重大社会课题。突发事件中慈善组织大有可为
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钟燕群在题为《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慈善组织的实践与思考》的主旨演讲中指出，近年来我国的社会力量全方位地参与到常态减灾、应急救援、恢复重建等工作，救灾的专业性、组织性得到较大提升。“2008年的汶川地震、2020年的抗疫行动，以及今年7月的河南防汛救灾，慈善组织都在第一时间作出了积极反应，发挥了慈善组织的积极作用。”
在重大公共应急事件的响应中，慈善组织具有什么特殊优势？“首先，慈善组织通过发起多部门合作，减轻了突发事件因为‘急’而造成的‘缺口’，及时为救灾提供应急设施、物资装备和人力资源。”
其次，慈善组织可以快速实现跨界协作和沟通。“跨界协作是慈善组织提升效率、增加价值的有效方式。这种新的思维和运作方式之所以成为可能，是因为慈善公益的特性以及互联网公益、数字化公益的蓬勃发展，为组织之间、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便利，使人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互动和协作。”
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各地慈善公益组织积极动员社会募捐，为疫情防控提供资金和物资支持，比如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第一时间与武汉市慈善总会、武汉市红十字会，以及湖北省当地的慈善组织做好工作对接，主动与上海市经委、商委、民政、卫健委、海关、交通委等建立工作协作关系，积极了解本市医疗机构、赴鄂医疗队、交通道口以及社区防疫一线的实际需求。
疫情期间，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共组织实施了300多项援助项目，为湖北省17个地市的200多家医疗机构采购了呼吸机、心电监护仪和负压救护车，为上海援鄂医疗队购买药品和防疫、抗疫物资，为上海地区医疗机构配备CT机、支援全市公共交通一线服务人员及一线防疫检查志愿者，为上海6088个基层社区购买了防疫物资。
慈善组织还具有激发社会公众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功能，传播现代慈善文化，吸引各界资源，为人们的爱心善心提供实现渠道。“慈善公益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，也是城市软实力的生动体现。”钟燕群表示，下一步，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将形成一套成熟完善的应急管理机制，研究设立突发事件专项储备基金，加强不同慈善组织之间的互动合作，提高在突发事件中及时响应、组织援助的效率。
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长宁区代表处的会长陈建兴回忆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，代表处开会商议，决定将参与疫情防控的重点放在社区。“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，政府部门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，而以慈善为事业的区代表处需有所作为。”
疫情暴发之初，长宁区各街道和社区面临的一大难题是没有接受发热病人的专车，情急之下只能用公务车代替。为此，区代表处第一时间联系了大众汽车公司，商议租赁商务车作为转运车辆，并得到了对方的支持。第二天早晨，大众公司将十辆商务车开到了长宁区疾控中心。专车有了，却没有人敢开接送发热病人的专车。区代表处又与各街镇在网上招募志愿者，同时还为十辆专车装置了密不透风的隔离板，解除了驾驶员的后顾之忧。
疫情期间，社区门口的快递堆积滞留，区代表处联系供货商采购了643个二手快递货架，在两天内移送到各小区点位；街道反映为境外回沪人士进行登记服务时存在语言沟通障碍，代表处立即向境外居民较多的社区捐赠了翻译机。代表处开设的“凡人善举”捐助窗口从2020年1月至今共收到316万元捐款，有3308人次前来捐款。陈建兴说：“在突发公共事件面前，慈善组织在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救助方面有很多可为的空间。”
传统公益插上互联网“翅膀”
论坛上，上海研究院现代慈善研究中心发布了《2021互联网慈善报告》。近年来，随着移动支付等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智能终端的大规模普及，公益慈善事业借助互联网持续发力、不断创新，互联网公益的力量凸显。
近年来，通过民政部指定的20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，慈善组织募集的善款每年增长率都在20%以上，2020年募集金额更是达到82亿元，比2019年增长52%，实现了巨大的飞跃。从2019年至2021年4月30日，上海慈善网收到的捐款数额约661万元，众筹平台的捐赠人次达到285965，总共募集约5866万元。
这些数据都表明我国慈善事业正逐步走向大众化、平民化，过去主要依靠企业捐献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。
互联网慈善不断发展的同时，传统慈善领域也不断向互联网领域迈进。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为例，先后于微信公众号、抖音、新浪微博等平台开设官方账号，现有粉丝数总和超4.2万人，从2021年1月到8月推送视频内容逾450次，最高单次视频观看量超1.2万次，极大提升了社会对慈善事业的关注程度。
走过27年历程的“蓝天下的至爱”慈善活动今年积极运用直播、小视频、H5、微信公众号及订阅号专题推送等互联网传播手段，形成线上线下融合发展。一批特色公益品牌蓬勃发展，引领社会公众持续深入参与慈善活动，在社会上产生深远影响。
“非营利组织领域的知名专家莱斯特·M萨拉蒙(Lester M.Salamon)曾提出志愿失灵理论，他认为，如果慈善志愿部门存在先天不足，就会导致志愿服务失灵。”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健提出，互联网可以消解这种“志愿失灵”。“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当中，民间慈善组织更多地采取的是自发管理、自发动员和自我协调，而互联网技术的大规模应用，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技术治理职能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志愿服务的失灵。”
互联网也实现了跨界合作。“过去慈善组织在工作过程当中，更多是依靠自己的全职人员，但在这次疫情当中，更多慈善组织借助网络调动了很多专业的医生、心理咨询师，还有其他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参与到疫情防控中来。”李健说，不同的专业人士通过网络形成了各种联盟，这些联盟在分享救灾信息、进行公众倡导、提供专业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《中国公益组织互联网使用与传播能力第七次调研报告》显示，公益组织提供技术支持的专职人员达到40.76%，与前两次调研数据比较，慈善组织的技术服务专业化程度有明显提升。
“公益数字化已经成为新的公益生态。”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郑乐平指出，网络的特性就是链接。在互联网数字化时代，慈善组织要善于用数字化工具和大数据分析，通过互联网将捐赠意愿、受助需求、慈善组织三方资源链接，优化慈善资源配置，使慈善活动更加专业、高效。
